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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根本屯

我们年轻时的家

 
 
 

日志

 
 

志刚的文章----好事多磨  

2011-06-23 22:09:0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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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事多磨
                                                                                                                    ------王志刚
            看到同事们分配的分配了,选调的选调了,我对自己的未来也有了想法:由于自己的家庭成分问题,上学和分配都是不可能的了,干脆
就塌下心来找一对象结婚得了,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翻过来掉过去仔细琢磨,找一个什么样的呢?要是找一个蒙古族姑娘话都说不到一块,以后怎么能生活到一块儿呢?学蒙族话吧,又由于自己耳聋听不准发音而学不好,真要是结了婚将来回北京,与亲戚朋友这边都没法交流。思来想去还是行不通,这条道算是堵死了。西尔根本屯当时只有三户汉人,一户张铁匠,一户李皮匠,另一户是老胡家。张铁匠家有一个傻老大,成天跟着张铁匠抡大锤,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叫往东绝不往西,再说了张铁匠家里人让人感觉到比较脏,姑娘小伙没有精神的,并不是穿的带的叫人精神,就是没有好穿的好带的,没有给人一种朴素的内在的精神气。李皮匠整天佝偻着身子忙活着自己的工作,家里有一种熟皮子的味道,难闻极了叫人闻之既有呕吐之感,我怀疑他们家的人都得了痨病,寿命不会太长。比较来比较去还是胡延东家比较合适,他家虽然条件不是十分的好,但比起那两家来还是强多了,关键是他有那么一个跟我年龄相当的妹妹,难道自己的那一半就在他家。
    我自己有了这种想法,人家怎么想的就不知道了。人家会不会认为这小伙子几次分配都没戏,家里或是自己本身有什么问题吧。再说这小伙子没什么出众的地方,整天老老实实地干活,人们都说老实实际上就是窝囊,什么事情不敢说不敢干,能干成什么事呢?整天围一块毛巾,有哪一个老乡能看上他呢。说实在的当时精神压力真是不小,1968年去内蒙插队时就因为家庭历史问题,走了曲曲折折的道路,费了好大好大的劲才得以军宣队的同意来到了西尔根插队,自己哪里还敢乱说乱动,只有老老实实地干活。
                                                                                     我的努力
      1968年底,知青内部评选学习毛选积极分子,老乡们看我这小伙子老实能干,就评上我了,但到了公社楞是给刷下来了。1969年初,上边又一次给知青推荐分配工作的机会,就是到科右中旗机械厂当工人,老乡们一致推荐了我,但是到了上边又给刷了下来了。我的同学吕文学被分到那里后来又当兵走了,我就生生地给刷了下来。1971——1972年我连续在罕嘎利水库干了两年,人家让我到测量组干活,到冬天留下一部分招了工,我又因为家庭历史问题没被招工,第二年人家让我带着一部分人,负责一个桥的钢筋,从下料到取直,到成型,一直到绑钢筋到浇筑到整个桥梁的建成,从始至终由我一个人负责,从开始的测量时,管测量的人就叫打井队的人照顾我,能招工就给安排一下,但到了最后仍没有能招工,又回到了生产队。恢复高考制度以后,我们知青白天到地里干活,晚上在煤油灯下学习,一个来月以后到旗里去参加考试,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初中生考一个高二强的水平,前十名都是北京二十六中的,但又怎样呢?那一年又出了一个白卷先生张铁生,报纸电台一个劲的刊登转载的,我们又没有戏了,到后来一个人也没上了大学。有一回考大学旗里通过并报到了盟里,在盟里开会的郝志国打回电话,说我被分配到师范,但是郝志国散会都回来好长时间了,分配的消息却音讯皆无,最后是不了了之。经过这接二连三的折腾,人都给折腾稀松了,怨天怨地怨自己,怨老天爷不长眼,什么都不说了,只有老老实实埋头干活。由于生活艰苦也不会料理自己,自己得上了一种病,就是在头上、脸上、脖子上来回串着长疖子,此起彼伏不停歇,因此,我脖子上始终带着一条毛巾,那一阵可苦了我,疼痛不说还要干活,后来在北京吃一种挺苦挺苦的换血丹,将近一年的功夫才给治好。这就是当时的我,人家谁也看不起我,我得自己加油,自己争取机会创造机会把握会,争取把事情办成。
                                                                                      我的视线
       当初,我利用胡桂玲给我们集体户推碾子的机会,找机会跟她接近,那时推碾子一般都是半夜,怕人家小姑娘孤单害怕,我就主动前去
陪她,帮她干活比如拿箩筛面,刚一开始这个活儿自己也不会干,叫人家教,人家也就是小姑娘也没想这事,手把手教了自己,自己经过多次
的实  验慢慢地也就会了,自己会了更能主动帮助她了,说一堆笑话给她听,让她始终都乐呵呵地,这样推碾子也就时间过得快了,好像一会儿
就完了。我就是在说说笑笑中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让她心里有了自己,最起码她不讨厌自己就行了,这就达到自己的目的了。以后还有机会,
时间还长,在以后的时间里再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吧。1973年我当生产队会计,那时会计也就能脱产了,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帮助她家干点活什么的,上她家里去看看有什么事情没有,有什么活需要帮忙干的就帮助干了,这样时间长了她们家里对我也就有了好感,认为这个小伙子还不错。有一年他妈妈不知得了什么病住到了旗医院,我就上旗里跑前跑后的照顾个溜够,把她妈妈感动的什么是的,背后听说她跟闺女老叨咕这个事,非让她闺女跟我多接触接触。正好她母亲出院不久,她父亲又得了病,当时病得可不轻,吃饭都吃不了,看样子当时是过不去了,为了以防万一,也为了给他冲一冲,他们家决定给他打一口寿材。事情虽然决定了,可是怎样才能办成这件事情呢,现在的人可能想拿钱买木材就行了呗,可那时买木材是要指标的。上哪弄木材指标去呢,他们家所有的人都没有辙,我心里也没有个谱,准备上旗里找人托关系帮忙,事情办得成办不成还没有定论。无巧不成书还真是该着,公社斯琴满都拉是秘书,找他聊天把这个事跟他说了,他那里正好有一个三分半的木材指标就给了我,当时给我高兴的几乎都要跳起来了,第二天就和胡延东赶着马车到旗里物资公司把木材挑了回来,我顺便还找小学的同学白宏振,他也是知识青年分配在粮站开票,买了十斤白面。要知道当时在农村一年到春节才给二斤白面,让人们包饺子用。说来也巧木头买回来了,老爷子精神头又好转起来了,又能起来吃点儿东西,胡桂玲给她爸爸包了些小饺子都给吃了,这事让人们真高兴。后来请了木匠师傅老德吉来给打棺材,我就给老爷子抠寿字,当时寿字是繁体字,我不会写就叫毕毓倩给写的,抠寿字我哪会抠啊,不会抠就学着抠,我费了挺大的劲才把这个字抠了出来,后来毕玉倩跟我说那个字缺了一个小横,但是字都抠完了也没有办法了。后来跟他们聊起这个事来,还都说没事,一
是这个字当时在那里很少见,一般的人都不会写,这个字在那摆着一般的人也不会太注意,谁也发现不了少了一个小横。二是少了一个小
横就是有一点遗憾,因为缺了个点儿,缺点儿就缺点儿吧,正是因为缺点儿老爷子才不愿走呢,果不其然,从那以后老爷子就好起来了,又活了好多年,一直到1980年才去世,这些都是后话了。当时我跟学校的老师呼和白拉与满都呼都挺好的,那里的条件跟现在又没法比,学校的办公室又是生产队的办公室,呼和白拉的家是敖兰大队的,有好几十里,不能每天回家,一个人住在办公室里,我跟他挺好什么都聊,他问起这个事我跟他说了,他说他要帮忙,当时他是团支部书记,有这个权利找任何人谈话的。那时白天她在办公室里缝麻袋,我跟她在办公室里有说有笑的很是开心,晚上她也不在家睡,在学校包老师家陪包老师睡,那时包老师的爱人兽医站的巴根纳分到了旗里,也是不能天天回来。呼和白拉在晚上把胡桂玲叫去办公室说是要跟她谈一谈关于对团的认识,他们谈了很长时间,我心里是万分的着急,生怕事情给谈崩了,她要是恼了怎么办,我生怕她嚷嚷开来让全村的人都听到,到时我怎样做人呢。我当时真是忐忑不安呢,心里七上八下的,我把大门紧紧的关上,还拿大木杠子顶上,现在想起来真是愚蠢的行为。只听他们谈话有时心平气和,有时争论起来嗓门还挺高的,到底因为什么我也不知道,生怕是因为谈论自己而引起的争论,生怕她因为看不上而拒绝了自己。他们前前后后谈了两个小时,我就是战战兢兢度过了两个小时。谈完我看她的表
情还不算难看,我就主动送她回包老师那,因为紧张路上也没说话,好在路也不远没几步就到了。回到呼老师那他就高兴地对我说,没问题这事有门,然后他就详细地给我讲他们谈话的内容,首先代表组织跟她聊聊,谈谈心,希望她尽快把入团申请书交上来,然后跟她谈如何培养发展,希望她跟组织多接近,争取尽快加入组织。后来又过渡到对人的看法,我当时也是共青团员,自然也就谈论到我,说让我当她的入团介绍人,并问她我这个人怎么样,你相信不相信他?她回答的倒也巧妙,有的地方相信有的地方不太相信,说相信他占百分之七八十。我认为这就是我这几天工作的效果,一个女孩子说相信百分之七八十,那就不简单了,你不能让人家女孩子说百分之百吧。在这以后的几天里,呼老师找她谈:说你都相信人家了,你们就谈恋爱吧,这就使得她不高兴了,连我也不爱搭理了。我觉得这事呼老师太着急了,哪有这样办事的呢,人家还没往这方面想呢,你一点时间也不给就直截了当的提出来,当然不高兴了,这以后的日子她就故意躲着我,事情就到了冷战阶段。
                                                                                    我的家庭
        转眼来到了1974年,公社看我也分配不了了,就给我安排到信用社当会计去了,由于自己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业务,很快掌握了技术,
再加上努力工作,当年就实现了盈余,扭转了亏损,受到银行和公社领导的好评。可以说这就是一个转折,我再到她家或是她姐姐家串门
就好多了,好吃好喝好招待的。因为是在公社机关上班,跟很多女同事话就多起来了,原电信局后来广播站的卫国,我们俩是同一天上的
班,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俩也就开始熟悉起来了,她有时上我这来我有时上她那去,话也有的说,事也有的办。营业所的哈日巴
拉休假回杜尔基去了,轮到我自己做饭她就来帮我,还帮我洗洗衣服,好的跟什么是的,但是我有一个规定,你对我好我对你也好,你
帮助我,我也帮助你,她有什么事情我都去给她帮忙,但是绝对不提搞对象的事。跟供销社的龙岩、小刘等等都有过接触,和她们有说有
笑,有时也就开一开玩笑。这样谣言就起来了,说我跟谁谁好上了,传到胡桂玲家人的耳朵里,他们问我有这事没有,我就跟他们解释说
没有这事,并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她们家人一看还是早把这事定下来吧,接着全家齐动员都跟她谈,说我怎么怎么好,对她们家怎么怎么
好,跟了我她就怎么怎么享福等等。把她说得没了主意,再加上我这么些年对她们家的表现,做的那些事,就足以说明我对她的感情,就
跟她姐姐说你们看着行就行吧。她姐姐就跟我说她答应了,那一年我25岁,她21岁,就算把婚定下来了。我们俩开始搞对象,将近两年的
时间感情迅速升温,1976年我回京探亲,她就跟我到北京来了,正好赶上唐山大地震,在这乱乱哄哄的时期里买了两个结婚用的皮箱,就
急急忙忙地回到了西尔根。回到西尔根就忙着打家具,十月份就办理了结婚仪式,正式踏上了两人生活的世界。到了1979年,我父亲正式平了反,补发了工资,办理了退休手续,按政策我可以回京接班。我于1979年7月回京办理接班手续,10月份就把她们娘俩儿给接到北京。当时北京同全国一样,吃粮靠粮票,他们娘俩没有户口,就吃我一个人的定量,我一个人定量是三十斤,一个人都不够吃,就靠同事们,靠哥哥姐姐帮忙,靠自己买粮票度过这一难关。这一下就是九年,这九年谈何容易,很多人都劝我该离婚就离婚得了,而我却不是这样认为,我觉得人嘛就应该像个人样,结了婚就应该对对方负责任,对孩子负责任。困难总有被克服的一天,事情总有解决的那一天。随着时间的推移来到了1988年,有政策说:知青的爱人、子女都可以返城,他们就随着这股风返回到了北京。我们的日子跟随着北京改革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好,今后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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